烈士遗骸上，弹孔清晰可见

　　南村墓地发现多个截肢个体

　　“从对遗骸的鉴定中，我们发现，很多烈士遗骸都存在眶上筛变，反映了他们长期营养不良的情况。有些非常年轻的战士甚至已早早出现了退行性关节疾病等中老年病症。这说明，战士们是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用双腿跑过了车轮，一次次完成了轻步兵的军事奇迹。”文少卿说。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雪村突围战”是冀中八分区组建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在战斗中，政委和司令员双双阵亡，大批八路军指战员壮烈牺牲。直至今年，大批牺牲者的遗骸在战事发生地——河北肃宁县出土。文少卿回忆，现场共挖掘出至少101位遗骸，不仅有大量青壮年战士，还包括了不少老弱妇孺，其中年龄最小的幼儿只有1岁左右。

　　“现场很多遗骸甚至没有头骨，这为后续寻亲、复原外貌带来了极大困难。”文少卿感慨，团队推算，这些非战斗人员应该是当地百姓，“在当时日军的‘三光’政策下，中国军民唇齿相依，团结一致，这份信任让人动容。”

　　团队成员正在清理遗骸

　　从“抽象”到“具象”

　　在匹配成功率极低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个“奇迹”

　　透骨见史。

　　“烈士的相貌以及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到。”文少卿明白，帮助无名烈士寻亲，道阻且长。整个过程不仅耗时、耗力、耗钱，且匹配成功的概率极小。一次成功的寻亲背后，是难以想象的投入和坚持。“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从抽象变具象，等待奇迹发生的过程。”文少卿告诉记者。

　　文少卿团队在方山县烈士墓地确认的M19个体——崔海治烈士，就是“奇迹”之一。

　　崔海治烈士复原像（右）与其哥哥照片（左）对比。

　　看着墓碑上的“M19”变成了清晰的“崔海治烈士”，寻亲家属崔玉崎不禁泪流满面。从复原的面貌看，崔海治和崔玉崎的父亲长相十分相似。“我的三叔（崔海治）牺牲时才23岁，已经成家，留下一个不足2岁的小女儿，可在4岁时她就夭折了。”从此，找到三叔、了解他生前的故事，成为崔家人的执念。

　　除了DNA寻亲和复原烈士面貌，文少卿团队还通过技术“述说”更多和烈士有关的生活往事。比如，吕梁南村烈士墓地出土遗骸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20.5岁，遗骸上有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伤，多位个体下肢骨上发现了严重的感染；通过对比周边地区不同时期草食和杂食动物氮同位素值，发现92%的烈士的氮值低于草食动物均值，这表明他们生前的生活极其艰苦，几乎没有肉食摄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文少卿谈到，他最初尝试将科技考古用于烈士遗骸鉴定，是始于西北大学人骨考古学者陈靓发的一条朋友圈：“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缅甸密支那战役）DNA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测试，获得国际顶级技术支持。”

　　他看到这条消息后，立刻与委托机构联系。“在生物学领域，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已经足以完成这项鉴定工作，不应该假手于外国人。”在文少卿的争取下，团队最终获得了缅甸密支那地区出土的27具中国远征军遗骸，并成功鉴定其父系遗传类型。

　　从“保密”到“解密”

　　“青山埋忠骨”，一家三代人守护烈士墓

　　从吕梁到雪村，再到黄公略的遗骸鉴定，以及正在进行的为安徽全椒埋葬烈士寻亲，文少卿感慨地说：“过去，我读到‘青山埋忠骨’这样的诗句，首先会感到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而如今，我更多的体会是：如果没有人民对英烈的守护，在青山埋忠骨的情况下，很多烈士墓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我们也更不可能还原他们的一生。”

　　9月25日举行安葬仪式的黄公略烈士，其遗骸能够安全保存至今，背后就有一段一家三代人默默守护烈士的感人故事。

　　文少卿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党和政府以及军队有关单位曾组织力量寻找黄公略烈士遗骸，但一直未能找到墓址。直到2022年，黄公略外孙张忠到江西吉安市祭扫时，吉安市青原区六渡村村民黄富财偶然得知这一消息，特地找上门来，把他们整个家族保守了近百年的秘密——黄公略烈士墓址所在告诉了张忠。

　　原来，黄公略的墓地改迁东固后，国民党反动派放出谣言，说随葬品有不少金银珠宝。为了保护烈士遗骸，当时参与埋葬工作的黄富财祖辈，就悄悄将黄公略的遗骨转移到了自己家族墓地旁，周边没有明显的标注痕迹。黄富财说，小时候，每年清明节，他的奶奶都会带他穿过树林到这个墓前祭扫，后来奶奶身体不好了，便嘱咐他和父亲每年清明都要祭扫。直到临终前，奶奶才告诉他，必须等黄公略的亲人来，才能告诉他这个墓地的秘密。“现在，奶奶的遗愿终于完成，我的担子也可以卸下来了。”黄富财说。

　　照亮更多烈士“回家”路，还需“众人拾柴”帮一把

　　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数据显示，根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超过90%的烈士都是无名烈士。怎样才能让更多烈士从“无名”变“有名”？怎样为更多无名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文少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为烈士寻亲，还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过去9年来，文少卿团队从参加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淮海战役等的烈士遗骸中，累计收集了一千多位无名烈士的DNA样本。但要想帮助更多烈士“回家”，国家英烈数据库的数据还远远不够。以疑似烈士亲属的DNA数据库为例，目前只有百余人样本。要想让更多家属寻亲成功，必须壮大数据库，这样才能提高比对成功的几率。

　　“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二十出头甚至是十几岁，没有直系后代，而我们的技术目前已经能够做到支持旁系亲属验证。”文少卿建议，各地应打通疑似烈士DNA数据库和疑似烈士亲属数据库，让寻亲工作更加高效。他也希望能通过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关注烈士寻亲，主动加入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除了研究本身，经费方面的困难也有待进一步解决。文少卿介绍，一份遗骸的DNA检测费用约为3000元，而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又有不同。很多时候，团队要补贴一半的检测费用。他坦言，做好这项工作，单靠一个团队或复旦一所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也发出呼吁，希望按规范标准在全国建立多个中心的联盟，让全国对烈士DNA寻亲工作有热情的人和机构都能参与进来。

　　在为烈士寻亲期间，文少卿见证了许多已到耄耋之年、但依旧守在乡村的守墓人，不少守护英烈的守墓人已接力到家族的第三代。“随着时间流逝，很多烈士墓的线索很可能中断。让各地广泛宣传、动员群众提供线索，普查工作迫在眉睫。”文少卿说。

　　作者：姜澎 吴金娇

　　文：姜澎 吴金娇图：受访方供图编辑：吴金娇责任编辑：樊丽萍